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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天公重抖擞——从网络舆论场寄语十八大

2012年11月08日 10:18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 评论(0 单页阅读
   一个大有希望的中国,呼唤一个求真务实、视民如伤、不避艰险、奋发有为的执政力量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祝华新)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主流民意的风向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事业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治理也在逐步完善。然而,互联网上“一地鸡毛”般的“吐槽”、抱怨,凸显了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积累和叠加。对于渐进的改良,草根民众似乎越来越失去耐心,有些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态度越来越急躁。网上气氛燥热,亟须加湿和减压。

来自草根的预警信号

  9月15日和16日的反日游行,在钓鱼岛事件激发的爱国热情笼罩下,骤然出现了针对日系车主和日资背景的商场的大规模打砸抢行为,蔓延西安、长沙、青岛、江门等多地,令人惊愕。

  据警方披露的情况,以及 “公民记者”发布的几份街头实录,反日游行“上半场”以学生为主,打横幅、喊口号;“下半场”学生散去,“社会闲杂人员”登场,一些人手持器械,一些过激行为发生。由于很多“社会闲杂人员”没有工作或者收入有限,打砸抢受害者找他们索赔将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

  众多嫌犯陆续归案,拼凑出今天“农二代”和城镇“贫二代”在温饱线与脆弱的个人尊严、社会认同间挣扎的图景。有两份对农民工二代的调查报告,发人深省。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外出农民工中,81.8%在40岁以下,88.4%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但仅有0.7%在务工地自购房。另据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等人的课题组调查,新生代打工者中,58.4%打算未来留在城市而非回农村发展,48.7%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85.7%会上网,但年度结余仅9683.78元(老一代打工者15377.49元)。这些数据提示,今天的“农二代”渴望融入打工地城市但不被接纳,在城乡之间进退维谷,生活压力更大,个人权利的被剥夺感强烈,“无根”的状态更容易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产生推倒重来的期待。

  改革初年,恢复高考,废除政审,给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贱民”脱胎换骨的机会;农村的包产到户、城镇的个体户政策,让草根阶层率先大幅度改善生活。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向官商勾兑的“特殊利益集团”倾斜,草根百姓向上流动的通道日益壅塞。今天,没有特殊家庭背景,年轻人很难进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序列,即使发奋读上大学,知识也未必能改变命运。何况,很多贫寒家庭还坚持不到供养孩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天。特别是“农二代”和城镇“贫二代”,属于典型的不再享受计划经济残余的庇护、又无力融入市场经济的弱势群体,是生活最易动荡、内心最易躁动的人群。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反日游行,社会动员渠道不是当前网络舆论的主力平台微博,而是更带小众和私密色彩的QQ群。在公共知识分子“大V”(加V认证用户)雄踞微博的时候,民间底层的诉求也在以自己的圈子、自己的话语体系,如火地运行。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第二年,他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忧虑地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现在又过去了19年,中国的收入差距急剧地恶化,两极分化的程度已经超过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这次多城市街头失序事件警示:“这样发展下去”已然出了问题。9月15日、16日两天,恐怕是社会转型期底层“活火山”的一次预兆性喷发。对街头施暴者,违法必究,同时对弱势群体无望的处境,社会需深刻反省,找到救助和矫治之策。

  政府和全社会需要花大力气,解决 “农二代”和城镇“贫二代”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急迫问题,让人心回暖。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些经费,其投入产出比,远高于高压维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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