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清中国有多少人

　　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一个长期令中国人口学界和统计学界困惑的问题。一说到人口统计数据，很多人都可以举出一堆例子来证明人口数据的不可信：“我认识的一家生了四个孩子，有三个是黑的。” “普查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来敲过我家的门。”“我来上海好多年了，到现在也没去办暂住证。” “我家隔壁搬到北京儿子家都20年了，每年就来住那么几天，房子大部分时间空着，但户口还在这里。”这些天天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人口数据完全不可信？我们能数清中国有多少人吗？

　　按说，“数人”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把一间屋子里的人数一数，分一分男女老少各有多少，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这间屋子大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每时每刻都有人出生、死亡、从甲地搬到乙地，还有一些人在玩“躲猫猫”，数清这间“大屋子”里的人数就变成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中国的人口数据存在问题吗

　　人口普查是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搜集人口资料的一种主要方法。普查是指在国家规定的统一时间内，用统一的方法和科目对全国人口实施普遍的登记和调查。人口普查强调统一性、普遍性和完整性，即在规定的标准时间上，每个人都应被调查到。中国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与2010年进行过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例，其标准时间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调查对象为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但不包括在中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职业、迁移、住房等各方面情况。为了保证调查的质量，国家专门制定了《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为组长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动员了包括600万普查员在内的近千万普查工作人员，总耗资达80亿。

　　人口普查的数据产生以后，还需要对其质量加以全面的检查和校验。国际通行的校验办法有三种：一是普查的事后质量抽查，即在普查之后，抽取一个独立的样本来调查并和普查数据对比，以计算普查的遗漏率、重报率，年龄和性别错误率等；中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在普查结束三周后对随机抽取的402个县级单位的402个普查小区，约4万户、12万人再次做了调查。二是将普查数据和其他人口数据比较，中国最为常用的人口数据就是户口登记数据。三是将普查数据和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人口变化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一年长一岁，在国际迁移只占人口极少比例的时候，人口的变化方向由死亡规律决定。

　　国家统计局对六普的质量充满信心。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依据来证明这次普查的高质量：第一是普查后的质量抽查发现净漏登率仅为0.12%，第二是普查结果和公安、人口、卫生和民政部门的行政记录是比较匹配的。

　　如仅从普查后质量抽查得出的净漏登率0.12%的数字看，中国的人口数据可能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表1是部分国家近年人口普查的净漏报比例。欧美发达国家大多在1%-2%，亚非拉的一些国家的差异比较大，有越南1989年的0.5%和韩国1990年的0.8%，也有尼泊尔2001年的5.3%，更有南非2001年的18%。中国的情况，1982年三普为0.15%，1990年四普仅为0.06%，2000年五普跃升到1.81%，2010年六普又回落到0.12%。0.12%即使在一个13.4亿的大国，也不过是161万人。以上数字显示的高质量，和人们对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印象有很大的差距。

遗漏的出生

　　中国极低的净漏登率背后有三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体制因素为普查质量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二是质量抽查的设计可能会压低漏登率；三是技术上的原因，因为净漏登率不完全反映普查的质量。中国的人口普查采取的是一种全民动员的体制，强大的政府资源、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行政管理资源尤其是户口制度，为人口普查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虽然，户口管理制度已经和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模式有所脱节，但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体制之内，政府对人们的生老病死、入学工作等各方面有非常细致的掌握。

　　因此，中国人口数据的资料不可能太离谱。但也正是这种管理模式，导致普查后的质量抽查很可能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虽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事后质量抽样调查工作细则》明确说明：“事后质量抽查的目的是用于评价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质量，不评价省级及省级以下各级的登记质量，也不评价抽中普查小区的登记质量。”但是，中国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考核体系，很难保证抽查的真正独立性。从技术上来看，净漏登率也不完全反映普查的质量，因为净漏登率是各种不同情况的组合，包括漏报、重报、多报等等。如果一个群体漏报，一个群体重报，漏报和重报相抵，就可能出现普查质量不高但是漏报率非常低的情况。

　　国际的经验和中国过去的实践都表明，人口数据质量问题往往集中在一些特殊群体，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美国，对所谓“非法移民”的登记，一直是人口普查的难点。即使在以精细著称的日本，年轻人的漏报率也比别的年龄群体高，老年人则存在多报或重报的问题。中国人口数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婴幼儿的瞒报、漏报，和老年人口的死亡低报。这种规律性在六普数据和公安部户口登记人口的对比中体现出来。

　　表2是六普的年龄结构和公安部在为普查专门开展户口整顿清理以前的年龄结构数据。因为公安部户口数据中一些省市0岁和1岁的明显不完整，所以0岁和1岁人口没有包括在比较当中。从表中可以看到，普查得出的2-9岁人口比公安部户口的登记要多15%。六普登记了1300多万没有户口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超生未上户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普查就解决了超生人口的漏报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正常情况下，死亡率的作用，0岁的孩子要比过去12个月内出生的人数要少。但是，六普长表登记的0岁人口为1298,781人，比长表登记的当年出生数(1190060)要多9%。考虑死亡因素，六普遗漏的出生可能在10%以上。

　　从表2还可以看到，从20岁开始，普查数据开始逐渐小于户口登记数据。年纪越大，两组数据之间的差距就越大。这是因为，中国相当比例的死亡销户口并不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年纪越大，死亡的概率就越高，因此两组数据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人口数据的质量还可以对比几次普查的数据来检验。图1是2000年和2010年两次普查间人口留存率和生命表的对比。可以看到，在2000年为0-9岁的人当中，两次普查差距非常大，平均约为10%，根据以往经验，可以判断是由于2000年婴幼儿童漏报引起，而且男女差异明显。10-29岁组，两者数据差异依然存在，但规模比0-9岁组要小很多，而且有不规则性，这应该和这一年龄组的人流动性大，容易引起错报所造成。30岁以后，两次普查体现出非常高的一致性，并和生命表高度吻合，都表明两次普查的数据都是非常高的错报。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人口的数据存在问题，但其问题存在某些特定的年龄组当中，而且有一定的规律性。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从来就没有完美的数据，中国如此，别的国家也是一样。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的任务就是去伪存真，从错误中找出规律。通过对人口规律的掌握，科学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我们是能够数得清中国有多少人的。

提高人口数据质量的关键

　　提高人口数据的质量不仅需要技术上的进步，同时更需要观念上的更新和政策上的改变。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使得我们不可能再通过限制人的活动来实现人口管理。户口制度、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和政府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是提高中国人口数据质量的关键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收集人口数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人口和社会变化的情况，使政府能够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口数据的收集，其出发点往往是为了政府管理的方便，带有非常强的功利性，甚至政治性。中国人口管理的基础是户口制度，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静态人口的一个管理办法，居民的一举一动都需要通过政府的许可和知晓。这套体制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对人口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也只是为了适应政府的某种需要。比人均GDP的时候，就只算户籍人口；夸耀城市规模的时候就把非户籍的常住人口也算进来；向国家报规划要土地的时候再把流动人口也算上。人变成了一个数字，随时划来划去。旧体制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它就能提供可靠可信的人口数据。美国人口学家Coale在回顾1982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时就发现，当时的人口数据同样存在相当程度的漏报。美国人口学家Banister和Hill的研究表明，2000年普查的死亡数据质量比1982年的还要好。现在，人们对中国人口数据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人口管理体制不满的一种反映。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第二代身份证的普及和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家对人口信息的掌握比30年前要全面得多。现在，国家通过对身份证、手机、银行等信息的收集，就可以对大部分人实现动态管理。动态及时的人口信息，使政府能够明确地知道自己的服务对象，及时做出调整和部署，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

　　蔡泳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社会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