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改革

　　特约作者 巴里·诺顿

   在中国，关于改变增长方式的讨论已经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共识，关于重启和重振经济改革也达成了很多一致，但对于应该优先进行哪些经济改革，共识却少得多。

　　我认为，有些改革需要仔细计划，有些改革无法仔细规划，而有些改革需要立即宣布以启动进程。

　　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容易完成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当然，不应该用“容易”这个词，因为对那些经历过那些改革的人来说，这一点也不容易。关键是尚未完成的改革尤为艰巨。它们要不就是有技术上的困难，要不就是有重重阻力。

　　所以，第一点就是，如今我们有更困难的改革需要完成。

　　第二点，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改革承诺在过去的30年间是连贯的，但真正的改革进程时快时慢。也就是说，口头上的改革承诺不再具有过去那样的影响力。1992年，中国决策者承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今，笼统的承诺不再有意义，需要具体政策。

　　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着信誉问题。我们必须要问——立刻引进怎样的改革，才能带来可信的承诺？

改革的方式

　　改革需要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由于有一大堆不同的难题，需要有计划有协调的改革。第二，共识认为中国需要调整其增长模式，成为一个更繁荣、更具创新力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因此为了支持增长战略的过渡，需要渐进的改革。第三，需要全新措施来建立信誉。

　　第一点是难题。举个例子，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要使其健康发展，就要同时实施四种不同的艰难改革：地方政府财政改革、土地所有权改革、经济适用房融资政策、户籍制度改革。这些改革极其困难，互为关联，要同时改革才能成功，因此应有全面改革计划，并在那些有相互关联问题的领域发力。中国有技术、资源、知识和经验，可组成一个专门处理城镇化问题的工作小组，同时考虑到土地、地方政府财政、住房等问题。

　　第二点是对转变增长的策略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中国对大型实物资产投资过多，消耗了过多能源、材料和土地，这是不可持续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20多年来，那么多系统性特征已经适应了支持高投资和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曾经有效，但现在已经不可持续。所以要进行系统性改革。

　　增长模式转变有五个标准：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向知识型经济转型，明确政府和社会间的界限，打击腐败，以及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些改革必须是循序渐进、可持续的，且应同时进行。

　　关于第一个标准，中国政府已经做出承诺，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应该由国内消费驱动。这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但在“十二五”规划中并没有谈到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改变家庭收入比重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但让我们把系统性改革进程看作是一个机会，采取始终支持提高家庭收入占GDP比重的手段。总的来说，就是要降低家庭的税负。

　　有些手段相对容易。比如降低工薪阶层需支付的养老保险，这可以通过把资产放入社保基金来代替，但也仍要为中国老龄化社会做打算。需要增加并多元化向家庭开放的收入来源。再来看垄断行业，这不是通过重复“非公经济36条”就能解决的，必须各个击破，积极加速发展允许私营企业和家庭收入创建新企业、进入新领域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要降低门槛，这些门槛使企业收入和利润占GDP的比重过高。如果生产力不变，降低进入的门槛，削减对企业的补贴，停止资源的扭曲配置，这意味着家庭部门可以获得更多资源，这将支持增长转型。

　　第三点是信誉。中国政府对改革许下了郑重承诺。要使承诺可信，就要对一些不可逆转的发展做出承诺，同时不能选择那些代价太大的承诺，因为那会遭遇强烈反对。最重要的是，许下的诺言要易于监督。

国企改革再提速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建议立法禁止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领域。如果真的希望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存，那么私营部门必须清楚地知道他们可以公平竞争，而不需要担心国有企业从垄断行业中获利，然后拿那些钱再来与之不公平竞争。这个方法的好处是代价并不巨大。因为现在仍在竞争领域的国企不是很多。政府可以承诺使这些国企退出竞争领域。台湾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做到了，效果很好。

　　第二，要求官员公开披露财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腐败是削弱政治稳定性的最大挑战，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更多披露，给人民提供更多透明度。

　　第三，要求国有企业重组在明年年底前完成。国有企业重组从1995年就开始了，已经过去了17年还没有完成。这拖累了所有其他进程——资本市场发展、养老金改革以及披露收入和资产。何不宣布解雇任何在2013年底未完成重组的国有企业负责人？

　　我相信，强有力的改革进程将使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并使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领导者角色。■

　　作者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教授，本文为其在财新峰会上的发言，由财新记者张远岸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