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丝带之余的社会补偿

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的框架建议

　　社会补偿机制，即通过非诉讼和建立补偿基金的方式解决经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受害者赔偿/补偿问题。对于既往的输血感染事件，一旦发生，只要患者由于受血或者使用血液制品而受到损害并能够证明自身感染艾滋病病毒与受血或者使用血制品的行为之间，有着直接因果关系或相当的因果关系，就可以提出补偿诉求，获得补偿，以弥补因这种损害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失。

　　建立社会补偿机制，具体来说，涉及以下各个步骤和操作程序：

　　1．建立起社会补偿的工作协调机制。建议由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牵头建立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有血站工作人员、艾滋病专家、生命伦理学家、律师、民间组织、感染者或感染者家属代表、民政、卫生、司法、立法机构代表参加的经医疗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补偿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社会补偿相关事务。

　　解决输血感染艾滋病问题的核心要点之一，是如何确定感染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与输血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建议由独立的专家组依据补偿方案中规定的通约标准，去确定该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只要认定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或者相当显著的因果关系，就可以向本社会补偿机制申请补偿。这样有利于尽量将更多的受害者包括进来，同时减少了过度依赖司法程序可能引发的一系列不确定性。根据这一方案，评估感染艾滋病因果关系的专家组和评估赔偿数额的专家组应当分开，这样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利益冲突。

　　选择评估专家的程序应当是高度透明的。同时，每一个专家组的组成成员有着严格的规定，依照比例将更多的专业人士纳入进来，化解补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程序性冲突和争议；每个专家组组成都要保证利益冲突规避原则，透明和公示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减少利益冲突问题。来自受害者群体一定比例代表的充分参与，对于实现社会正义有着重要意义。此外，申请人不服情况下还可以提起申诉程序，以充分化解不满。

　　2．补偿程序和补偿金额计算。拟定客观、公正、合理的补偿资格审定和补偿金额核定的程序，拟定补偿办法和补偿金额计算方式，计算方式应充分考虑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消费物价指数(CPI)等因素的影响；每个感染者获得的赔偿额，方案依据不同地区的CPI以及历史赔偿经验，设定赔偿计算方式和赔偿数额区间以及赔偿支付方法；补偿额分为若干等级。未来还可以参照一些国家如瑞典的规定，将赔偿费设定上限。

　　3．补偿资金的筹措与管理。确定合理的社会补偿机制资金来源并建立独立的补偿资金监管体系，保证资金分配的透明性和可追踪性；资金筹措来源可采取国家投入与社会筹措相结合的模式。对于有责任的企业，可通过收取行业税收的方式，由税收补充社会补偿机制资金来源。为了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资金托管单位不应抽取托管经费或者收取有上限的托管费用，托管单位可以考虑邀请国内外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免费或者低价格的监管服务（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

　　在新西兰，1992年通过《意外事故康复和赔偿保险法》，根据该法律成立由事故赔偿理事会管理的基金会。基金会资金源于税收支出，其理念是，由于受害者找不到或者很难找到由谁来负责或承担赔偿责任，故而由全民税收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到损害。在瑞典，赔偿金来源由各地负责公共卫生的机构County Council负担大部分；其他则源自病人看病时多缴的一部分费用以及医生所付的保险费。在申请程序方面，无需司法介入，但需要填表递交保险公司医学评估员评估，评估报告送交索赔人；如拒绝，有权上诉，可聘请律师；上诉评审组每年开会12次，由瑞典上诉法院法官作终审裁决。芬兰于1987年实施无过错赔偿机制，同时还有很好的社会保险机制，93%医疗服务由国家提供。

　　4．输血感染者基线调查。核定感染者人数依然是一个挑战，可以通过各地（疾病控制机构）已经存在的基线调查（人数、发病人数、用药状况、已经获得补偿的状况、地理分布等）和疫情数据来排查和核实。这将有助于评估赔偿总成本并在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CPI为衡量补偿额标准的同时，设置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补偿数额中出资的合理额度。

　　5．赔偿、补偿责任扣减制度。本补偿机制并不替代受害者诉诸司法或行政程序谋求赔偿，如果申请本补偿获得成功，则在其获得的司法或行政赔偿额中扣除其通过本补偿机制获得的社会补偿额。反之亦然。瑞典类似的赔偿机制也保留了受害者去法院索赔的权利，但是，民事赔偿仅当受害者证明损害是损害方疏忽或故意所致才能支付。

　　6．社会补偿机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议民政部、财政部和卫生部逐步推出相关政策和法规，可先出台相关部门规章。条件成熟后，上升为国务院的法规乃至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或者完善相关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