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立观察】从SDR再启程

　　上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因IMF稍早已认定人民币符合“自由使用”标准，这一决定并无悬念。然而，国内不少民众仍彻夜等待，足见国人对其期盼之殷。如果说，世纪之初加入WTO，将中国与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市场紧密衔接，人民币进入SDR则将有力促进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谓之“改革者的重大胜利”并不为过。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政府从早先的顺其自然，转为近年来全力推动，这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决策。人民币加入SDR，历经曲折和艰辛方始达成。不过，海内外个别人士也不乏异议。在其看来，SDR在当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作用并不显著，人民币入篮只具有象征意义，以如此努力换一个“头衔”，是否划算？这一看法显然有失短视和偏颇。人民币加入SDR，功在当下，利在长远。时间终将证明，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里程碑。12月2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有利于助推人民币逐步国际化进程，促进我国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合作共赢；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我们对此深为认同。倒逼、催化国内金融改革，毋宁说是SDR最大的功用。在全面改革推进艰难之际，以金融改革“牵一发动全身”，不失为纲举目张的合理选择。

　　人民币加入SDR，是中国、IMF和世界的共赢。SDR货币篮子借此更为平衡；IMF的代表性得到加强；潜在的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更为多元，为IMF188个成员增添了灵活选项；为全球货币体系多极化、不再过度依赖美元打开了可能之门；全球金融治理，也能更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格局。不过，实现这些美好愿景都有赖中国成功深化改革开放。

　　开放并非无风险。受制于国内外政治经济众多变量，稍有不慎，中国也可能面临其他新兴经济体数度经历的危机。进入SDR并不意味着万事顺遂。值得欣慰的是，中国货币当局对此有清醒认识。在IMF宣布SDR接纳人民币的次日，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一种货币加入SDR不是一劳永逸的，他特别警示，当它不符合条件时，也可能退出SDR。“需要牢记继续改革开放。这样，人民币作为SDR篮子货币的地位才能得到不断巩固。”

　　如今，许多观察者紧盯一些短期问题，诸如，会否出现人民币大幅贬值、资本大规模外流的风险。这些问题诚然重要，但是，货币当局已然表明立场，且制定了应对预案，实在不必过度焦虑。更应看到，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加入SDR会带来“显著但逐步”的增量资本配置效应，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在认可人民币符合入篮标准的同时，IMF希望，过去一年多中国所做的货币政策、利率汇率等方面改革，需要制度化，能够经得起实际操作的检测。这将形成一股改革的外部推动力。国内外市场的互通互动，微观金融改革与宏观金融改革的协同推进，有望形成良性循环。

　　还有论者担心，人民币加入SDR透支了改革预期。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驱动的改革步步推进，尤其是在利率和汇率领域成绩显著，但是，“透支说”无从谈起。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急迫要求相比，并非金融改革过快，而是许多领域太慢。因此，绝不能让金融改革缓步等待，而应督促其他领域改革赶上来。

　　加入SDR之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牵涉的改革更加艰巨，日益触及深层次体制之弊，时至今日，其成败更多地系于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应对人民币走出去的风险，要求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吐纳大进大出的资本。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建设与完善任务非常紧迫。然而，国内金融监管、市场准入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等方面，与发达市场相距甚远。这些挑战显然不是货币当局可独力应对的。即以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直接相关的若干任务而论，其完成亦需多领域改革作为支撑：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能否完善，人民币汇率能否最终走向政府完全不干预的“清洁浮动”，放开资本账户后如何应对洗钱、偷漏税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挑战，金融服务业能否进一步向海外开放，等等，都牵涉国企改革、产业结构升级乃至社会稳定等环环相扣的课题。

　　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前景，表面看取决于全球市场对其持有的信心和接受程度，实则取决于该国的政府治理、法治等制度安排。SDR把中国带到了全球金融治理的中心，它要求中国的政策制定须以更高的国际标准来衡量，更加有纪律，考量得更全面。这个里程碑式事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中国的选择和努力，将塑造中国的未来，也将影响世界的前路。央行负责人表示，“金融改革的开放步伐还会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向前推进，不会慢。”这是对世界所立的庄严承诺。■

　　（本文为2015年12月7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47期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