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垄断到平权

垄断同盟的强大性

　　不但普通民众、中小企业能感受到垄断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性，恐怕连垄断者、寡头们自己都知道这一点。在那些深受垄断长期困扰的经济体当中，并不缺乏对垄断的批评之声，但是，垄断者往往会结成同盟，而且这种同盟一旦结成，就会越来越强大，以极力抵制各种破除垄断的力量。

　　垄断者、寡头们自己会结成内部同盟。在一个权利获得保障的社会里，具有相同利益的群体结成利益同盟、形成利益集团没有什么不正当的，但令人忧虑的是，垄断利益同盟由于攫取了足够的垄断租金，拿出其中一小部分来游说政府、影响社会，就可能改变社会均势，从而使垄断变得长期化、合法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政府推行本土产业扶持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那些获得政府资源注入和资金注入的本土企业，会尽量使政府支持长期化，如果国家的产业体系和贸易体系开放程度不够或者开放进度太慢，本土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能及时提高，这些企业就会逐渐养成吃优惠政策的习性，并使这种优惠垄断化，他们容易结成垄断同盟，形成强大的与政府讨价还价能力，政府甚至被绑架。继而垄断同盟会不断向非贸易部门和资源性领域扩张，高度扭曲资源配置和严重窒息经济活力。

　　国有企业群体更容易形成垄断同盟，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可以优先获得国家分配的资源和资金、排斥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但由于国有企业从国家手里拿走任何东西都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即使这些资源和资金被低效地使用和无谓地浪费，也是“肉烂在锅里”，难以受到追究；同时，国有企业手里有一张绝好的牌，就是国有企业的职工群体，这个群体也可以加入到垄断同盟的行列中去。国有企业职工与国有企业高管有利益冲突的地方，但更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大家分食垄断租金，这就是最大的共同利益。因此，在许多经济体当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都明显好于私人企业，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更高，而是因为国有企业通过强化利益同盟得到的垄断租金更多，普通职工也参与分羹。

　　不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破除盘踞在英国的包括国有企业职工在内的国有企业垄断同盟。那时，国有企业工会具有很大的势力，不断向政府要价以维护和强化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但是，这种垄断同盟严重损害了英国的竞争力，所以“铁娘子”才忍无可忍，断然改革。数年前，小泉纯一郎任日本首相时，对日本邮政等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那时，日本邮政的职工和高管结成的利益同盟也非常严重，而垄断造成的效率低下、排斥竞争早已为社会所诟病。所以，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消解垄断同盟、破除垄断结构，都是一项十分棘手但又时常会碰到的任务。

　　最强大的垄断同盟当然是垄断者、寡头们与政府结成同盟，这就是前面所论述的垄断与权力联姻。政府权力可以通过强制力量获得税收，垄断者和寡头们可以明目张胆或者瞒天过海地获得垄断租金，如果这两个最重要、最稳定的现金流都流到一个同盟体当中，这个社会一定会非常地扭曲、失衡。许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恰恰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同盟中的政治权力者和经济垄断者，可以相互反哺，因此非常强大，同时不必通过生产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升来获利，而是热衷于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导致经济资源浪费在无助于生产效率提高和全球竞争力提升的无谓行为中，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动能会受到压抑，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构成严重伤害。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垄断同盟能够便利地占据经济领域之外的许多其他资源，如政治资源、教育资源、传播资源、文化资源、卫生资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公共资源，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强化赢家更赢、输家更输的“马太效应”，社会两极分化就会加剧，社会流动性就会受阻，不但会出现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也可能出现“政二代”和“垄二代”，“二代化”继而演变为“三代化”“代代化”，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个“二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将缺乏前进和进步所必需的活力和希望，会导致社会焦虑、社会挫折和社会对抗不断加剧，最终带来社会动荡并拖累发展进程。

　　垄断联盟会尽力寻找垄断的粉饰物，使垄断变得貌似正当有理。垄断不可怕，就怕垄断有文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垄断者通常使用的粉饰物就是保护民族产业、保障经济安全、掌握战略资源，等等。在一个全球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民族主义越来越流行的年代，这种粉饰物非常亮丽。此外，意识形态也可以成为一种粉饰物，比如说国有企业垄断同盟可以用意识形态来化解批评之声。因此，要破除垄断，必须要对维持垄断的理由加以甄别，必须要去掉那些粉饰物，才能使垄断者露出原形，才能使破除垄断的改革得到广泛支持。

　　在我国，垄断当然存在，虽然垄断同盟似乎并不明显，但在这方面保持一定的警惕也并非多余。在经济领域，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企业，如果占据了一定的垄断地位或者获取了一些优惠政策，他们尽量联合起来排斥竞争，这样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特别是国有企业，还比较广泛地获得行政性保护，享有行政性垄断，他们会尽量形成合力来游说政府，强化保持和维持垄断。

　　我国的许多行政性垄断很有隐蔽性，或者拥有一些貌似正当的道理。在一些行业，垄断势力或寡头地位的形成，貌似是在市场化经营中由于规模经济和先入优势形成的，但深究下去仍然可以发现是借到了行政权力的东风。如汽车工业曾经实行的目录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帮助先入者，主要是少数几个国有企业，来维持和巩固其寡头地位。这就是行政性垄断，因为它借助行政权力来排斥潜在进入者的可能竞争。通过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在服务业尤其突出，银行业是一个典型，行政管制设置了严厉的进入壁垒，价格竞争和其他方式的竞争手段也受到管制。无论是曾经的汽车制造业，还是当前的银行业，行政权力限制进入和竞争总能说出振振有词的道理，因为这些行业看起来好像是存在激烈竞争，但其实，这些行业的企业数量之多和市场集中度之低并不能反映竞争状况，行政权力在游说下容易夸大竞争，从而以政府产业政策的名义限制进入和竞争。这些都值得高度重视，并在未来加以解决。

　　不仅国有企业，其他国有单位，如国有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在我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国有企业有4000万左右的职工，国有事业单位有3000万左右的职工，国家机构有将近1000万的职工。这个大约8000万人的国有单位职工，与私营部门的职工相比，特别是与那些非正规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相比，无疑享受着更加优厚的待遇，这种优厚待遇有一部分是来自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不可否认，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垄断租金，是来自机会垄断、资源垄断、身份垄断等带来的租金，这些垄断导致了机会的不均衡、资源的不开放和身份的不平等，预先排除了自由的、公平的竞争。很难说这8000万人会结成垄断同盟，因为他们内部不同板块、不同层级的人物之间有利益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比较共同的诉求，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发出共同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着巨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下一步，如何对这些国有单位推行有力度的改革，是一项极为棘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