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垄断到平权

　　特约作者 张文魁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5年。在这不平凡的35年里，中国经历了高增长奇迹，经济和社会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变化是积极有益的，另一方面，变化也意味着挑战。在改革开放35年之际，认真审视这些挑战很有必要。研究“前沿距离”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考察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个经济体在某一个时段采取合时宜的发展政策和制度，是有帮助的，而当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发生改变时，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重构就很有必要。尤为重要的是，促进起飞的政策和制度在发挥预期威力的同时，也会带来非预期的副产品，对副产品的处理是发展征途上一项无可回避的挑战，如何清理这些副产品以保持发展态势的持续，必须适时进入决策者的议程。其中一项副产品是，垄断和寡头力量不断积聚，而自由的、公平的竞争受到压制，甚至政府监管被俘获，这会蚕食持续增长和社会安定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士已经意识到挑战的严峻性。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呼吁进一步改革以应对挑战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并期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做出有针对性的改革筹划。现在，三中全会已经落幕，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将改革的范围向更广的领域延伸。我认为，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是行事的时候了。

经济起飞的东北亚版本和东南亚版本

　　垄断和寡头与经济租联系在一起。不过，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对于垄断和寡头的看法仍然存在一些分歧，特别是全球一体化快速推进的情境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来自创新、差异化、起始阶段规模经济之外的经济租是有害的。现实观察能给人更有价值的启示，“二战”之后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起飞过程，但是，在处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方面却大异其趣，发展结局也因此存在天渊之别。我们所在的亚洲地区，东亚国家有着政府强势、人民勤劳的共性，但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在过去几十年里却出现了令经济学家们讨论不休的巨大分野。

　　东北亚的典型经济体是日本和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深受日本的影响也算是带有东北亚印记的经济体。日本开始经济起飞很早，在“二战”前工业就有相当好的基础。在其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财阀体系形成，三井、三菱、安田等十大财阀基本上控制了日本的经济，并且与政治体系结成了紧密而不透明的关系。在麦克阿瑟管制时期，财阀遭到解散。尽管一些财阀的核心企业后来又以新的方式结成了企业集团，但是，财阀时期那种窒息经济和社会的垄断控制体系得到了有效的纠正，《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等法律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竞争的复活，日本经济得以再现二三十年的景气奇迹。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的低迷有许多原因，学者们一直在探究中，但是，日本前十家大企业在过去20年更替率之低,还有更多企业的“僵尸化”，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现在，为了恢复经济活力和增长动力，日本正在筹划推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要促使“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要进一步促进自由竞争和鼓励创业，让那些“平民化”的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经济资源和获得成长空间。

　　韩国在战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大财团，它们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都有较大的左右局势的势力。财阀体制一方面促进了出口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大的扭曲和失衡，包括过度投资、大举负债、掩盖低效、转嫁风险，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末酿成系统性金融危机。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韩国力推以自由化、竞争化为导向的IMF体制，在政府、金融、公司、劳动这四大领域果敢实施结构性改革，大财阀的垄断和寡头力量遭到显著消减，向财阀倾斜的产业政策得到扭转，财阀们要么倒闭，要么实行自我革新、更加依赖市场。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积极推进的结构性改革，促进了韩国经济重拾升势，不过，韩国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破除垄断、抑制寡头的任务仍未完成，新任总统朴槿惠也誓言要进一步推进鼓励竞争的结构性改革。

　　东南亚则是另一个版本。东南亚经济体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我不把新加坡纳入经济起飞的东南亚版本之中，因为要透彻分析这个有些神秘且非常年轻的城市国家实在不容易。我也不把文莱这样的产油国纳入东南亚版本，把产油国剔除是学者们做研究时的通常做法。与东北亚经济体一样，东南亚经济体在“二战”后也曾经历过一段高增长，尽管“雁行发展”让这些国家的起飞更晚一些。东南亚经济体的高增长也出现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而且一度非常严重。无论是在进口替代产业还是出口导向产业，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的流向起初是鼓励竞争力的提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获得较强市场地位的企业，或者那些更有渠道与政府结盟的企业，开始垄断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并排斥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以强化其垄断和寡头地位。更加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企业进一步诱使政府在管制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基础产业、资源开发、不可贸易的服务业等产业私有化，随后促使政府选择事实上的关闭市场、阻断可竞争性的政策。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会流向那些具有垄断租的领域，竞争性行业反而凋敝，创业和创新受到压抑，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无法持续赢得国际竞争力。因此，不少东南亚经济体在经过起飞阶段之后，经济增长开始失速，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一些国家还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境地，然后要花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代价，才能重新回到较高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