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垄断到平权

中国需要平权运动

　　如果垄断者和寡头们享有特权并且固定化，而社会上的其他分子失之于合法权利和平等待遇，这个社会是无法持续发展、和谐安定的。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在经济领域，继而在整个社会，推行平权化改革。美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很多人都误认为，美国现在比较自由、比较充分的竞争局面，机会比较均等的社会，是一直就有的，或者是移民登上新大陆就与生俱来的。其实不是这样，这样的局面，这样的社会，是经过平权化改革才得以确立的。美国在大约100年前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就开始了经济领域的平权运动，开启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从而为美国成为一个强盛的现代国家扫清了障碍，西奥多·罗斯福也因此被美国人尊为最伟大的四位总统之一，其巨大的头像被镌刻在拉什莫尔山崖上。

　　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些垄断和寡头企业，数量有限的托拉斯控制了许多重要行业，生产高度集中，市场的平等竞争受到了很大的妨害，强势利益集团成为赢家，而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得不到应有保护，无论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强与弱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社会分歧也因此加剧。当西奥多·罗斯福就任之后，致力于反托拉斯和推行经济领域的平权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平衡发展确定了航向。其之后的两任总统都致力于反托拉斯、促进竞争和平权，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平权化改革贯穿于几乎每一任总统。平权运动有力地扭转了一度严重困扰美国的垄断横行、竞争受制、自由受压的现象，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不断地注入活力，使“美国梦”的实现大量体现于那些没有背景、没有势力的普通中小企业和平民大众的成功之中，全世界许多怀着梦想而一无所有的人都筚路蓝缕来到这片土地，成为美国确立强大全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基础。

　　中国正处在与美国100年前相似的重要关口。那时,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50年的高速发展，国力空前强大，精英自我陶醉，而清醒者，如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同僚们，却洞察到无所不在的垄断所具有的毒害性，从而启动了将美国带向伟大国家的平权运动。

　　中国经过过去35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国家自信不断提高。但是，高速发展也积累了很多垄断、不平等、不平衡等副产品，如果不及时清除这些毒性越来越强的副产品，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变异为有特权的资本主义。

　　中国何时会出现自己的西奥多·罗斯福？这不得而知。但是，中国现在到了推行自己的平权运动的时候了。

　　在经济领域，平权运动的首要任务是破除行政性垄断，重组和监管自然垄断行业，清理垄断与权力的联姻，消除资源分配和经营保护方面的特殊待遇，促进平等竞争。自然垄断行业并不多，可以通过进一步拆分、重组和发展替代型竞争的方式来引入竞争机制、构筑有限竞争，并在不可竞争的环节设置严厉的规则，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对于在市场化经营中由于规模经济和先入优势等因素而形成的垄断和寡头，可以通过强制分拆、限制合并、鼓励进入等等措施来消解垄断、强化竞争。

　　对于行政性垄断，则需要斩断行政权力与有市场势力者之间的联姻。行政性垄断是典型的来自权力的垄断，不限制对经济过当干预的行政权力，就不可能消除行政垄断。我国并不是没有限制行政性垄断的法律。2007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其中有一章专门针对行政垄断，但是，其内容仅仅限于处理地方政府组织跨地区的商品流动等事项，属于明显的避重就轻。未来，我们有必要修改和充实相关内容，使那些借权力之手行垄断之实、阻碍公平竞争和经济发展的行为得到真正的限制。特别重要的是，行政性垄断主要存在于国有经济领域，因此，要消除行政性垄断，必须对国有企业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国企民营化的方式显著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继续存在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要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促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这样才能基本做到政企分开和国企的市场化经营，从而实现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平等竞争、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和优胜劣汰。

　　对我国行政性垄断的遏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家治理转型。国家权力太大，国家权力缺乏约束和监督，将会滋生垄断和助长垄断。

　　国家治理转型至少需要构建一套可以自我实施的授权、限权、分权、制权机制。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这些论述具有深刻意义。我们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些方针能够得到落实并且制度化，期待我国的国家治理转型能够启动。

　　经济领域的平权化一定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平权，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劳动力一方面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创造力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归宿。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的劳动力，我国的公民，存在严重的身份分割以及由此带来的非平权格局，农村人和城里人，国有单位人和私营单位人，有着巨大区别，这不但成为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阻碍社会活力释放和社会公正提高的重要因素。未来一定要推进劳动力的平权化改革、人的平权化改革。当然，这方面的改革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有单位改革、政府职能改革、财政体系改革密切相关。

　　在资本领域，最重要的非平权就是资本几乎全部由国家以及国有银行来筹集和分配，这样，资本的流向自然而然地向国有企业倾斜。因此，未来应该大力发展民营银行来改变这种格局。最近，国务院多次表示要发展一批民营银行，民间资本也显露出很高的积极性，希望这项改革能够早日落地。

　　土地是另外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在我国存在一种奇特的“地权分置”现象，即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所对应的权利严重不一致，农村集体土地被剥夺了商业化使用、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权利，从而农村土地的拥有者不能确切地获得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这不但无法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同时也在不断剥夺农民的正当利益。

　　所幸，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表示，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意味着土地要素的平权化改革即将破题。

　　除了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也必须推进平权化改革，尽管这比经济领域的平权化改革更加重要，也更加艰难。破除社会领域的机会垄断和资源垄断，推进社会领域的机会开放和资源开放，才能使一个社会充满盎然生机。社会领域的平权化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尽力遏制社会中的“二代化”现象，因为如前所述，一个“二代化”的社会，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尽管在学界有一些争议，但其大刀阔斧的“去二代化”改革举措，打破了贵族对土地和其他资源、对封爵和其他机会的长期垄断，使平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通道，使整个社会爆发出一股奋发向上的动力，民众财富、民众士气以及国家财富、国家能力都有了一个大飞跃。

　　总之，当下中国的平权化改革不应仅限于经济领域，而应该是全方位的。十八大提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

　　这样的论述无疑是鼓舞人心的，我们期望，这样的论述能够早些从文字变为现实。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观点不代表其所在单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