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季建业式”城建模式

“大拆大建促增长”的原理何在

　　从凯恩斯经济学的“挖坑理论”来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雇200人挖坑，再雇200人把坑填上，这样就可以创造就业机会。问题是，挖坑模式仅是萧条时期为刺激就业所设，一般情况下除了项目负责人和被雇佣的人有所收入以及账面GDP的增长外，并未创造任何真实的价值。可悲的是，这种在西方经济学中仅属于想象的情景却在中国真实地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推动就业，而是因为给地方政府、开发商、承建商等一些利益集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对于开发商来说，只有“大拆大建”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经济效益。很多拆迁都发生在居住环境较成熟的老城区，基本都位于城市中心，土地价值远远超过了地上物业的价值，拆迁平整之后重新拍卖对开发商有利可图。

　　地方政府则从拍卖土地中获得巨额收益,如建成不到20年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拆除后，地块拍卖价格达到16亿元。除了土地拍卖的收入之外，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迁等创造的增加值，都要计入GDP，成为官员的政绩。

　　但是，当地居民却要遭受环境破坏、噪音污染、家园被毁、赔偿不到位等实实在在的损害。在产权保护不到位，政策引领法律、新闻的情况下，弱势群体实际上缺乏最基本的自我保护能力。性格激烈者最终只能诉诸暴力维权、自焚等最原始的手段。于是，“大拆大建”伴生的强征强拆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不断发生。2013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约16%即6430万的家庭在最近一拨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征地、拆迁。

　　在一个开放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本属正常，但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错位，必然以损害其他群体利益为代价，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动力的枯竭，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威胁到发展成果和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

GDP政绩观是怎样炼成的？

　　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为追求账面GDP而对城市“大拆大建”，其重要原因在于控制型的官僚体制对片面政绩考核目标的深层需求。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选拔官员的权力一直被牢牢地掌控在“上级”手中。这是由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为了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必须制定足以指挥各级官员的政绩指标，以形成激励和效忠。类似的考核激励机制在中国古代有其传统：自秦汉以降，每个朝代有一整套官员考核的指标机制,如汉代的孝廉节义，唐代的“身言书判”，明朝的张居正发明的指标体系。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任务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可能过于复杂，因此，单一指标就非常重要，即“核心任务”。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地方官员获得升迁的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大地方的GDP和税收增长业绩，以免落后于人。在同级竞争的压力下，地方官员就会更注重短期政绩，一味强调速度和规模。

　　对“核心任务”的重加强调，实际上就是上级绝对权威树立的过程，这两者的互动循环甚至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态都有不良影响。

　　据媒体报道，季建业在南京搞大项目的强势推进时，那些执行力不足的区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经常被当众骂得狗血喷头。下属们为完成任务，只好层层分解，一级压一级，“瞎来、蛮干、发疯”地强拆。这种类似于封建衙门里的上下级关系，是“不唯书、不唯实，只唯上”的做官原则发展到极致的产物。